政法机关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问题研究
来源:自流井区人民检察院  发布时间:2018-07-02  点击次数:14056

 

摘要:涉众型经济犯罪并非严格的刑法学概念,而是对侵害不确定群体的经济犯罪的统称,主要涵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类型,该类型犯罪侵害了多种犯罪客体。2013-2017年,检察机关突出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渉众型经济犯罪,共起诉8.2万人。 由于该类犯罪受害群体庞大,且严重危害到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益,极易诱发不稳定因素。因此,惩治、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是各级政法机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渉众型经济犯罪;政法机关;防控犯罪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原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中高速增长状态,居民收入、储蓄资金显著增长。受紧缩的财政政策、互联网金融的扩张等因素影响,民间资本市场急速活跃了起来。反视监管方面却是相对滞后的,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Ubi commodum, ibi auctor)”的渉众型犯罪高发局面。

1.负利率大背景下的经济利益驱动。“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即“任何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负利率是指在物价指数(CPI)的上涨幅度大于银行利率上涨幅度的情况下,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为负的局面。在负利率的大背景下,很大一部分投资者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自然不愿意将资金投资到银行之中,而是急切地寻找保值投资途径,投资渠道的有限性于投资人财富保值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急剧显现。据央行2014年1月的统计,该月全国商业银行存款流失9402亿元。庞大的流出资金给予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他们通过虚构投资回报率等方式欺骗民众,骗取投资。

2.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者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后开始出现井喷式的增长。一方面,国家对互联网金融是持支持态度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鼓励、引导、规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幌子来进行非法集资等活动的情况。借助互联网,犯罪分子轻松的打破的地缘限制,扩大了犯罪危害面;由于互联网的特殊性,取证、破案的难度也大大增加。2016年年初,全国正常运行的P2P平台数为2700余家,有超过三成以上的平台倒闭或者跑路。其中不乏通过庞氏骗局等手段进行募资后卷款逃跑的案例,这对互联网金融市场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可疑经济活动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2006年11月,人民银行颁布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大额交易、可疑交易进行了界定。《办法》要求金融机构若发现任何被合理怀疑为洗钱、恐怖主义活动或者是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行为都应及时向人民银行报告。但在实际操作

中,该项制度却并没有发挥理想中的作用。以A省S市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行为人M以接受委托炒股为噱头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时间跨度达12年。在这期间,M通过X银行的储蓄卡向被害人定期支付利息。据统计,M在一个交易日内通过柜面转款的次数就能高达40余次、交易日内的累计交易金额也远远超过可疑报告20万元的标准。然而,连续、长期的异常金融行为却没有引起商业银行、人民银行的丝毫注意,如果人行的该制度发挥了作用并及时向政法机关移送相关线索,也不至于催生如此严重的犯罪后果。

4.行政机关监管不力,中小企业融资难。正如所论述的,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依托互联网产生了极大危害。但是,线下的、传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强大犯罪力量。线下犯罪主要形式为以下四类:一是以企业经营活动为幌子。常见的方式有:虚构借款利率回报,以企业借款方式骗取民众资金;虚构企业投资事实,编造合同项目进行虚假运营;募集资金,承诺长期返还小额利息骗取投资;发行企业原始股;以代理等为外衣的传销活动等。二是电信诈骗。例如,通过冒充公、检、法、金融机构等各种方式运用短信、通话骗取财产。三是以所谓的国家行为为幌子。以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名义募集资金,如以“民族资产解冻活动”“国家募集筹建养老产业原始资金”为幌子骗取钱财。四是以特定社会活动为幌子。犯罪分子以允诺为被害人解决特定事项的方式骗取钱财,例如,以为被害人代持股票、基金赚取利益为噱头等骗取被害人资金。

笔者认为,上文中的第一种犯罪形式—以企业经营活动名义进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情况映射出了行政机关的监管存在粗放、零散的问题。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存在一定“重准入审批、轻后续管理”问题。国家制定法的出现和增加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方式变化而引起制度变迁之一。 在经济转型和行政监管体制变革的交汇期,新、旧的管理格局之间的转化尚未完成,行政机关的权责划分也仍然有待明确,出现审核不严格、监管滞后等行政问题叠加的局面。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僭越法律吸收资金也折射出了当前中小企业缺少融资渠道,缺乏运营资本的窘境。资产、信用良好的大型企业往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竞相服务的对象,与之相反的是,部分中小企业却是不得不面对银行“惜贷”的局面,如此一来,这些企业便通过募集民间资本的方式进行运作,当企业无法面对高额的利息,募资行为便逐渐演化成了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

5.政法机关执法办案难度大。犯罪对公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惩处才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近年来,尽管政法机关在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但由于各种原因,办案压力仍然是有增无减。

从侦查机关的视角来看,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存在诸多瓶颈。第一,取证难度大。一是被害人数量众多,导致需要收集的证据材料异常庞大;另一方面,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极强的非地域性,取证难度又被提升。二是证据复杂。电子证据不易收集且真实性不易确定。第二,维稳工作压力大。由于该类犯罪侵犯到了群众切身的财产利益,因此群众在损失难以挽回时往往将压力传导至侦查机关。侦查机关需要同步处理案件办理、群众上访、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等待,多头办案、全线办案,不可避免的会分散公安机关的办案精力。第三,及时挖掘案件线索难度大。理论上来讲,对于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应尽可能的“早发现、早打击”。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难度却较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出明显的非地缘性特征。跨区域、跨管辖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多头管辖致使查处无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公安机关基层组织的派出所,是没有很多类型经济类犯罪的办理权限的,这也使得最贴近群众的、最日常的警务工作不能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起到在初期查处的作用。

从检、法系统的视角来看。一是金融专业人才较为缺乏。要有效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不仅需要办案人员具有扎实的法律功底,也需要办案人员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背景、了解金融行业规则。但从当前检、法机关办案条线人员的专业背景构成上来看,办案人员的法学教育背景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法学教育背景的司法从业人员占据主导对于提升司法活动的专业性来说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司法从业人员知识的综合性、复合性较为缺乏的局面。面对当前复杂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态势,检、法系统办案人员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二是司法机制的不健全。“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模式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对经济社会基础的映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滞后性。但法律又必然具有稳定性,因此法律的应然与现实的实然之间具有了天然的鸿沟。对于一些新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法律不能及时修订、完善所导致的缺位,为案件的办理、行为的认定造成了诸多困难,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少数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涉众型经济犯罪防范对策—以政法机关为主体

“造法易,执法难。” 这句法谚在今天的社会得到了有效的诠释。完美的法律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至为重要的是勤于运用法律。通过执法、司法手段预防、惩治涉众型财产犯罪,是政法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

1.构建涉众型经济犯罪预警格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后果往往难以挽回,这就凸显了尽早发现、尽早打击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昆明警方的有益经验。昆明警方在其辖区内的每个派出所设置了“经侦联络员”,联络员会重点收集其辖区内的非法集资、传销等活动的相关信息。 侦查机关可以对联络员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及时介入相关经济活动,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笔者认为,这种深入基层了解经济行为动态的方法值得侦查机关借鉴。

2.构建信息共享预警格局。在我国,资金的提现操作只能通过银行机构才能实现,因此任何涉众型经济犯罪中的犯罪人必然会在银行留下资金痕迹。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早在2006年,人民银行就颁布实施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报告管理办法》,全国任何银行机构的任何交易信息都是可查、可循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数据的缺失,而是能不能用好信息,能不能打破信息孤岛的问题。从制度上来看,人民银行是垂管机构,不归口于地方党政管理。因此,地方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防范工作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这是大额、可疑交易制度没有很好的发挥效用的重要原因。这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行规划。通过制度,倒逼人民银行把对大额、可疑交易的监管责任切实的担负起来。同时,探索建立人民与地方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政法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以便政法机关提前掌握相应信息,及时进行风险预判。

3.探索新型查办机制。效益等于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单一的区域性侦查机关在查办涉众型经济犯罪时,势单力薄导致侦查成本过高,而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流动性又很强,从大的范围来看,对犯罪有效的遏制并没有形成。因此,应注重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区域协同性。

4.注重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一是发挥检察预防职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的非诉途径是进行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当检察机关发现经济活动和经济监管中存在违法行为、监管漏洞时应该及时向相应管理单位发放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原因,被监督单位在落实检察建议、纠正违法建议书的效果上是值得注意的。因此,笔者认为,为提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这两种非诉法律监督方式的效果,在顶层设计上,应注重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线索移送工作。这样既可以有效发挥法律监督权的效用又能进一步强化国家监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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