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楫扬帆正当时 ——以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视角
来源:自流井区人民检察院  发布时间:2018-07-02  点击次数:13812

摘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最大的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机关地位、业已建立的未成年人检察专门组织机构体系和日趋规范的工作机制使之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应当继续立足监督主责主业,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建设。

关键词: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 司法保护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未成年人犯罪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尚有大量未成年人违法或严重不良行为的情形未被上述数据涵盖。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仍时有发生,犯罪的低龄化、暴力性、手段成人化等趋势值得重点关注。尤其是流动、留守未成年人犯罪,更面临着家庭监管、社会观护、帮教复归等方面的诸多难题,需要未成年人司法作出积极应对。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不但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还有利于解决未成年人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检察机关是宪法赋权的法律监督机关,位处于前承公安机关后启人民法院的关键环节,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参加者,应当以执法办案为核心,立足监督主责主业,抓住时代机遇、主动作为,勇于探索,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具体而言,要厘清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四项原则为指导,积极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化支持体系建设,有所作为、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一、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全面司法保护的时代契机

在未成年人专门审判机关数量呈萎缩态势、未成年人警察制度发展大为落后的当下,我国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30年来,在一代一代未检人的共同努力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硕果累累,教育、挽救、感化了一大批罪错未成年人,初步形成了符合司法规律和未成年人特点的特殊司法理念、工作机制和工作规范,专业化队伍建设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到逐步壮大,并有力推动了国家未成年人法治建设。

一是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日渐完备。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参与缔结,到《刑法修正案 八》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拓宽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嫖宿幼女罪,增加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再到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专章,可以说我国正在立法层面逐渐将“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国家亲权原则”等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理念植入法律体系之中。虽然现阶段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性,但也恰好为司法实践积极开展探索提供了便利。

二是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的组织体系建设日益完善。设置专门机构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自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以来,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基本上已贯通于四级检察机关之中。司法实践也培养壮大了一大批既精通法律适用,又充分储备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相关专门知识,还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较高社会工作能力的未检专业人才。大批的未检人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出发,在司法办案中不以实现惩罚为首要目的,而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再犯罪、帮教矫治为着力点和落脚点

三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日趋规范。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实践促规范,许多重要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等,都是由地方检察机关首创,不断完善成熟后推广至全国,最终促成了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建立。

二、现阶段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1980年代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检察院探索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以来,30余年间,检察机关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未成年人司法的独立价值与功能未被广泛认识和充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被侵害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自身,更主要的是各种不良因素、社会管理机主缺陷和恶劣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未成年人在身心上与成年人存在明显区别,不是“小大人”,未成年人犯罪一方面更容易矫正,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刑事追诉的不良影响而加剧恶化。正是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易冲动却也易矫治等特点,未成年人司法强调少年宜教不宜罚,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使之顺利复归社会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但一些司法实务部门仍以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标准来评价未成年人案件,简单的以“小儿酌减”的方法定罪量刑,忽视了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和专业性。社会、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一些声音,批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依法从轻处罚是“小恶不惩、纵容大恶”,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加大惩处力度。最终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所规定的方针和原则落实效果不佳,甚至陷入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就案办案的误区。

二是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的特别立法。未成年法应由未成年人福利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法共同构成。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相关规定散见于多个部门法、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较为原则,具体操作层面的指导性不强。如在刑事实体法方面,还停留在对未成年人的惩罚比照成年人“酌减”的粗糙阶段;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更多的是未成年人特殊制度构建方面的指导性规定,如社会调查制度、帮教制度,在具体施行层面均无明确规定;又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看似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搭建起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安全网,但一是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让未成年人保护“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出了问题找不到”;二是缺乏制裁性规定作为保障,沦落为“没有牙齿”的法律。

三是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不完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的严厉打击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对于那些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有犯罪倾向以及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但是由于未到刑事责任年龄或不具备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采取必要、有效司法处遇措施,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矫治和干预,防止更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阶段,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业已废除,工读学校大量减缩、撤并,承担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政府“收容教育”职责的机构主体不明。司法机关对于罪错未成年人,不得不在“一判了之”和“一放了之”的两难境地进退维谷,陷入学者所称的“养猪困局”。也导致社会公众对诸如重庆摔婴事件、幼童坠楼事件中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置不力引发的不满日渐发酵和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日益提高。

三、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具体路径

检察机关承担着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事实活动的监督职责,国外少年司法中的先议权在我国为检察机关所有,只有检察机关才能够介入到侦查、审批、刑罚执行的诉讼全过程,能够对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贯彻,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检察机关更应该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具体路径如下:

(一)坚持四项指导原则

一是坚持全面保护,综合保护原则。在执法办案中综合运用惩罚、预防、教育、矫治的手段,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在司法活动宏宗的相关权益。同时,还应注意引入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的力量,让更多的主题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

二是坚持双向保护,平等保护原则。不仅注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时也必须注意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要运用心理抚慰,情绪疏导,司法救助等多重措施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三是坚持特殊保护,教育为主原则。在未成年人司法中检察机关必须摒弃“以罚代教”的报应主义思维,坚持“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将之贯彻到执法办案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四是坚持宽严相济,注重效果的原则。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充分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加强与其法定代理人的沟通交流,“以教代刑”。同时要避免一味从轻从宽,是未成年人身份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保护伞”。应当做到“关爱又严管,宽容不纵容”,对个别犯罪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予以严惩,展示刑事司法活动的震慑性。

(二)坚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一是继续推动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建设。从未成年人检察的探索实践来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行“捕诉监防维”一体化工作机制,这并非侦监、公诉业务的简单叠加,不仅是证据、事实、法律等具体的办案活动,而是在传统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的司法职能之外,承担了帮扶教育涉罪未成年人,推动协调其他力量共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爱未成年人的社会职能。如果没有独立机构保障,检察官将被大量案件所拖累,难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开展教育、感化、挽救以及对被害人的精心保护。针对个别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的案件数量较少的情况,地市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指定一个基层人民检察院设立独立机构,集中管辖,统一办理。

二是整合未成年人检察业务职能。未成年人检察不以定罪量刑和定纷止争为最终目标,而是以案件事实为切入点,探究未成年人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改善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帮助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重回正常轨道,呵护他们的健康成长。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领域,目前各职能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履行,由于各自业务视角的差异,难以在每个案件中都充分关注未成年人利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被侵害案件,常常与其民事、行政权益保护不力有关。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先期受损的检察监督;对未成年人分管分押的刑事执行监督;对未成年人缓刑考验期内的矫治、教育等等方面做得都还远远不够。对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要求将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业务范围拓展到刑事执行监督、民事行政监督领域。

三是科学调整未检工作考评标准。检察机关现行的工作质效评价体系中,还未建立起独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评价机制,而是按照成人模式的体系来进行评价和界定,不能全面涵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特殊性。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评价尺度不是仅凭办案数量,而应评价每办理一个案件中特殊程序是否落实,围绕未成年人做了多少教育矫治和帮扶救助工作。

(三)坚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司法是最后的手段,包括刑事诉讼中的社会调查、观护教育、心理矫治等特殊程序、制度的落实也需要社会支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体地位,使之在推动社会资源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合理配置,争取各方支持方面具备先天优势。各地检察机关也在推动建立由各个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联动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探索建立广泛的发现、报告机制,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打击力度。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案件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性侵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拐卖、绑架等直接侵害行为;此外,还有拒不履行法定监护职责,侵吞窃取未成年人专项救济款物等间接侵害行为。因为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知识水平、社会经历等存在的不足,使其成为成年人社会的弱势群体,权益极易受到侵害,且存在发现难、发现晚的特征。探索建立广泛的发现报告机制,呼吁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及时发现,及时向未成年人专门保护机构或司法机关报告,并对教师、医生、监护人加以强制报告义务,科以不报告的制裁性后果,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案件的及时发现和处置。检察机关应在执法办案中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从快从严办理,在量刑建议时争取从重处罚,设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高压线。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二是探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体系,加强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救助力度。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如一次询问、监护权转移等在内的一些专门机制,保护未成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受“再度伤害”。但司法机关的力量毕竟有限,加强对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社会公益组织的工作衔接,形成相应的制度,实现在案件办理中对于有医疗需求的未成年被害人开通“绿色通道”;对有经济困难的未成年人在优先选择司法救助后帮助其申请民政救助;对有心理创伤难以自愈的未成年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对有转学、复学、就学需求的未成年人提供相应的政策便利等等切实可行的保护和救助。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就可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对于刑事案件的审判、执行同样负有监督的职责,有条件也有必要通过探索,在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的需求转介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是探索构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帮教体系,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力度。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在引入社会力量,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包括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人被害人)的帮教矫治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如与妇联、共青团、关工委合作招募失足未成年人帮教志愿者,使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在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时作为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在非羁押强制措施执行期间或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参与观护教育等。检察机关需要注意对上述人员在对未成年人的信息保密,开展教育的方法举措等方面加强培训和引导。社会帮教机制的建立,能让更多涉罪未成年人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有助于他们社会适应性的重塑和顺利回归社会。

四是探索建立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以强制手段保障国家监护的实现。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更是国家和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对于因监护失职或者监护失误导致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遭受的侵害的监护人,国家应当组织专业力量对其开展包含家庭沟通、亲自关系、情绪疏导等内容的亲职教育课程。对于拒不接受亲职教育课程、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教养失职父母,相关司法机关可依法对其予以训诫、警告、拘留等行政处罚。“强制亲职教育”就是对监护侵害的一种预防和矫治的惩戒性措施,目的在于指导、改善和督促监护状况和提升监护能力。同时也应当成为剥夺监护权的一个前置性程序。通过对监护失职或者监护失误的监护人开展强制性的亲职教育,督促其切实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帮助为人父母者掌握教育抚养技能,不仅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避免其遭受犯罪侵害的现实选择,更能有效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重塑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促其顺利回归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系当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国家亲权原则”不能仅仅是高呼的口号,而应融入未成年人保护的点滴。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不能仅将自己定义为法律的监督者和国家公诉人,而应充分发挥撬动作用,推动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承担起“国家监护人”的角色。大好机遇,奋楫扬帆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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