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 —从李征琴案看未成年人保护
来源:自流井区人民检察院  发布时间:2018-07-02  点击次数:13775

摘要:9月30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南京虐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行为人李征琴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虽然李征琴以表示要上诉,但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无疑是对“南京虐童案”一个很好的司法回应,特别是对近年来媒体不断曝光的家庭虐待未成年人事件而言。孩子是国家、社会的未来,更是被现代多数家庭奉为“上帝”。而李征琴虐童案的发生,无疑是让人痛心的,这是被害人施某某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自己没有经历庭审、无法查询证据,控辩审三方关于证据的观点无法置评,但是有一点无可否认,孩子不是父母的个人私产,不论是亲生还是收养,只要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关键词:维护未成年合法权益    司法介入    保护隐私

 

一、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严格保护

对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早在1991年,我国就加入了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最广泛的《未成年人权利公约》,并积极履行该公约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制等方面全面发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受国家的保护。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未成年人”。 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人格的行为”,可以说这些规定,为我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另外,我国还专门制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幼儿园管理条例》、《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等一大批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另外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大批法律中也写入了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内容。

近年来,面对媒体不断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监护侵权事件,我国司法部门又连续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施意见》、《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部门规章,进一步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力度以及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打击力度。可以说,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下,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

 

二、家庭不是体罚虐待孩子的天堂

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在本案辩护中谈到,李征琴虐待施某某一案是家事,并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来诠释公权力不应当介入家事。从私权保护的角度,李征琴辩护律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特别是在国家亲权原则在我国的基本确立,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监护、教育未成年人的过程中,如果其不能或者怠于履行监护、教育职责,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那么国家公权就必然会介入其中,因为国家是未成年人最终的监护人。

在我国有子女是父母私产的浓厚文化传统,“法不进家门”、“清官难断家务事”……可以说家庭基本上是一个独自存在的封闭空间。父母可以在爱的光环下、教育的名义下,采取任何其认为可行的、不受限制的方式来教育、管教自己的孩子。在教育方式上,人们的脑海中依然还烙印着“黄荆棍下出好人”的“至理名言”。如2010年巫山一父亲为了惩罚其女儿否认偷拿他人钱财,将其捆绑、殴打致死。又如李征琴虐待案,施某某因没完成李征琴布置的课外作业,遭到李某某用抓痒耙、跳绳抽打及脚踩,致使施某某双手、双脚、背部大面积出现红肿痕迹。不论在法庭上对于施某某伤情的争论如何,李征琴对施某某造成的伤害是肯定的。李征琴案被媒体广泛关注,更被标注为“南京虐童案”,可以说该判决直接诠释了家庭不是体罚虐待孩子的天堂。可以说,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只要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即便你是他的父母一样要受到法律制裁。正如本案公诉人所表示的那样,李征琴为了教育孩子的良好动机不影响刑法对其采用非法行为所造成严重后果的评价,没有人试图否认李征琴对孩子的好,但是同样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她的这次暴力殴打孩子的事实。当然,李征琴案是否需要刑法来评判是另一个值得深思和考量的问题。

 

三、父母侵害子女权益的处理

当然,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最好的港湾,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家庭中发生了未成年人被虐待事件,需要慎重处理,公权力的介入更需要慎之又慎。

(一)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文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个人认为,“儿童权利最大化”原则就是要以儿童的生存与发展为主,以儿童的健康、幸福和尊严为先,以对儿童的有效保护为重,竭尽人财物力的最大可能,实现对儿童的优先照料、特殊保护。特别是在处理未成年人被家庭成员虐待的案件中,出发点和处理方式都必须站在未成年人的角度去思考,而不能以成人的思维。

在本案中,李光琴的辩护律师在辩护意见中抨击公诉机关以孩子利益最大化来伤害孩子、伤害孩子深爱的母亲……并以施某某在李征琴家中享有良好的物资生活条件,而回到亲生父母家后物质生活条件迅速下降作为对比,表明施某某在李征琴收养下孩子是幸福快乐的。我们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也发现,施某某在被亲生父母带回老家后,急切的希望看到他的妈妈—李征琴,并表示在李征琴虐待他时“虽然很痛,但是不恨她……”。而我国《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8条对于家庭暴力案件明确规定了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而本案发展进程中,施某某及其亲生父母均要求不予处理李征琴,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推动本案刑事司法程序是显然违背了施某某的意愿。

(二)在司法介入过程中需要切实维护未成年人诉讼权益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可以说在对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部,当然该法特别程序中更加注重的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阐述和保护。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虽然法条、字数不多,但也深深的体现了权益保护的原则和内容。

在本案中,李征琴的辩护人所提到的诸多问题,需要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用心思量。一是侦查机关工作人员在询问被害人施某某时,不依法让法定代理人到场的问题。我国刑诉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包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各自对新刑诉法作出的相应解释中均明确了再讯(询)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只有其法定代理人是同案犯或者因故不能到场的情况下才能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参与。二是鉴定人给施某某检查伤情时不依法让法定代理人到场。虽然对于该问题现行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未成年人其本人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外界,特别是成人社会的影响,如果没有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合适成年人在场,让施某某独自一人接受检查,势必给其造成心理压迫,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对于该年龄段的孩子而言,应当更加准确、细致的把握心理成长规律,让法定代理人到场参与更为合适。三是行政工作人员当着施某某的生母对施某某说:李征琴不是你的妈,这才是你的亲妈。这无疑会给施某某造成更大的心理创伤,会让其误认为自己被他人所遗弃。与之生活多年的“妈妈”竟然不是亲生母亲,人为的给施某某和李征琴之间制造隔阂。

(三)注意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未成年人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标签效应、异样目光会给他们造成无尽的伤害。《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北京规则)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未成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然而在本案发展过程中,“南京虐童案”被全国各大新闻媒体报道、转载,施某某被虐打后的图片网络上随处可见,其亲生父母、家人的照片也频讲报端。可以说因本案,施某某本人一举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媒体的做法正如李光琴律师说讲的那样,只是满足了公众快意恩仇的“意狠”,完全没有考虑会给施某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施某某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因其是“名人”的标签效应,难免不会遭遇周围异样的目光,必然会给其成长带来伤害。正如李光琴律师所讲,或许孩子没有因“虐童”而产生心理阴影,然而网络曝光等因素给孩子带来的伤害会超过“虐童”本身。这里我认为需要考虑的是,为何媒体能够迅速得到那么多一手的、详实的资料?公权力在介入过程中是否严格履行了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义务,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需要反思。

四、强制亲职教育

2017年10月28日,强制亲职教育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就强制亲职教育、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进行深入研讨。从研讨会中了解到,自2016年试点以来,成都共对176名涉罪未成年人、11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开展128次强制亲职教育课程。

对于多次拒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家长,公安机关可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

(一)公权力间接干预家庭监护,“监护干预实践创举”

“亲职教育”的概念来自于德国,意思是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作为一项专业要求极高的职业来看待。一般的亲职教育针对未婚青年与已为人父母者,为他们提供子女成长、适应与发展有关的知识,增强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与能力,使之成为有效能父母。

“强制亲职教育”意味着要强行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强制亲职教育系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干预家庭监护的一种方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与能力,更在于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教育职责。

“从这种意义上讲,建立强制亲职教育机制,丰富间接干预手段,是国家监护干预实践中的一大创举。”成都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春禧说,通过对监护失职或者监护失误的监护人开展强制性的亲职教育,督促其切实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帮助为人父母者掌握教育抚养技能,不仅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避免其遭受犯罪侵害的现实选择,更是为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重塑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促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必由之路。

(二)引入社会公益机构,试点一年多取得成效

据统计,2014年以来,成都范围内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中,来自单亲家庭、继亲家庭以及父母不和家庭的占41.6%,不与父母共同生活、脱离家庭监护的占47.6%,放任、溺爱、打骂体罚等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的占78.8%。

自2016年起,成都市检察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研讨会上,已和成都市检察院在强制亲职教育方面合作两年的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说,“强制亲职教育是一种间接干预手段,不仅不会使未成年人脱离家庭监护、割裂亲子情感依附,反而能够改善亲子关系、增进家庭监护。同时,强制亲职教育也是一种干预程度相对较低的监护干预,这种教育方式不同于一般的 家长课堂 式的亲职教育,通过强制亲职教育督促监护失职或失误导致子女违法犯罪或者遭受侵害的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据了解,对于拒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课程、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教养失职父母,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其予以训诫、警告、拘留等行政处罚,强制其接受亲职教育课程、正确履行监护职责。

(三)多次拒不接受,家长将被警告拘留

2016年以来,成都共对176名涉罪未成年人、11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开展128次强制亲职教育课程。

“对于拒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的家长,我们分成三个步骤:一是首次通知不来的家长,公安给予训诫;二是多次通知不到场的,公安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三是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启动立案程序,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成都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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